钱荒事件呼唤更深刻的市场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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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4日，上证综指创下了近四年来最大单日跌幅，这也载入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史册。这场跳水表演的直接原因是震惊世界的中国资金短缺。

跳水前，上海银行隔夜拆借利率飙升至13.44%，商业银行流动性紧张。在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当商业银行急需流动性时，中央银行有责任向市场释放流动性，以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中国一直都是这样，但这次央行一反常态，不仅在6月23日正常发行央行票据以恢复流动性，还明确要求商业银行解决自身问题。

这种资金短缺源于2007年中国的一项重要金融创新:银行间拆借资本市场。允许商业银行以市场化方式相互拆借资金，为市场提供真实的利率基准，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然而，以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为代表的中国金融机构很快发现了银行间拆借资金的另一种用途:通过银行间拆借获得极低成本的资金，转而在其他市场获得更高的回报。与高达10%至30%的利率相比，银行间拆借的融资成本极低。利用它与实际利率之间的利差发放高利贷已经成为金融机构的一种隐性盈利模式。

在金融界看来，只要对方能够支付本金和利息，这就是一个双赢的游戏，每个人都很满意。为什么不呢？然而，这一金融创新的前提是，所有金融机构都必须遵守法律，审慎自律。中国人民银行《同业拆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为控制风险，禁止同业拆借资金发放固定资产贷款和投资。

但银行机构显然有足够聪明的方法绕过它。随便翻阅一下任何一家银行的理财产品目录，我们都会发现，这些基金进入房地产、信托和外汇市场是为了进行风险投机，但没有进入能够增加就业和实际增长的房地产行业。每年10万亿的金融产品项目大多是基于人民币升值和房地产保值的假设。

不幸的是，房价异常高，出售房地产越来越困难。随着房地产资本平台(包括地方政府城市开发建设项目)现金流的下降，商业银行贷款的偿还存在各种困难，鄂尔多斯和温州的困境就是这种困难的真实反映。根据Fisher公式，市场流动性等于货币总量乘以流动率，这不仅取决于央行的货币总量，还取决于流动率。中国资本市场的资本周转率越来越低，经济的实际流动性已经恶化到不可持续的水平。

更糟糕的是，2013年6月，美国宣布将逐步退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海外热钱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减弱，热钱回流，各种应付款到期。许多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和金融机构，经历了短期流动性危机，甚至上演了震惊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幕。

对于这场货币短缺危机，央行和中央政府的表现非常耐人寻味。它不仅首次没有释放流动性，而且为商业银行控制增量、盘活存量提出了政策指导。

为什么不干预？直接原因是，从交易量来看，商业银行不存在流动性危机。事实上，更深层次的原因和考虑是管理层希望利用这次危机来推动中国的经济转型。

目前，政府将城市化视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可持续城市化显然不是简单的人口聚集，强大的实体经济而非房地产是城市化的前提。

中国过去十年的实际经济状况不能用国家的进退或中小企业的困难来准确描述。在某些领域，它是基于与公共权力的密切关系所形成的差异模式:企业与作为公共权力占有者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越密切，市场状况就会越好。那些没有得到权力适当照顾的中小企业比没有支持者的大型国有企业要舒服得多。

在一些领域，已经形成了“无权”的二元经济结构，大量宝贵的资金被相关家庭占用，他们首先获得了大量的信贷资金和扶持政策，垄断了稀缺的经济机会，但将通货膨胀的后果转移到了整个社会。他们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但不承担任何成本。一些在这场资金短缺游戏中扮演不光彩角色的金融机构是重要的盈利环节之一。

空向中国金融机构转移巨额表外资金的问题已经暴露，中国央行拒绝继续输血是可以理解的。银行、房地产和其他重量级资产大幅下跌，因此投资者无法逃脱，一些储户陷入恐慌。

从国家财政的角度来看，资金短缺表明中国的财政安排存在很大的隐患。与国力相符的支出大幅增加，社会、政治甚至军事支出大幅增加，而作为基石的制造业收入却停滞不前。对于那些严重依赖经济增长来维持稳定的国家来说，这种财政缺口几乎是致命的。

货币短缺的背后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以市场的名义对实体经济的掠夺，这也是权力和非权力双重经济的一个症状。当社会再也无法承受权力差异模式带来的需求时，制造业将变得越来越萧条，资金短缺可能会一再发生。事实上，这次资金短缺事件是由管理层发起的，目的是尽快排雷并将资金引向实体经济。其次，我们需要更加坚定地改革。如果这种危机再次出现，它将首先冲击商业银行，然后冲击整个金融体系，最后波及整个实体经济。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尽力避免这场全面危机。

只有改革体制，实现真正的市场平等，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