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被“隔离”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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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总是灾难，但我们可以比较和窥探中国电影在疫情中的命运，感受电影人的坚韧和非凡。这场灾难只是按下了暂停键，但即使是暂停画面也足以让人们看到——中国电影不会消亡，中国电影制作人从未低头。文章来源:主要人物观点，身份证:sxrenwuguan，边肖:尹万尼

十七年前，非典见证了中国电影从高到低的衰落。

2002年12月15日，中国第一位非典患者住进了医院。几乎与此同时，一部即将改变中国电影历史的电影《张艺谋的英雄》在mainland China上映。

自14日上映以来，《英雄》已经赢得了许多胜利，仅在三天内就超越了前最高票房纪录保持者《泰坦尼克号》，最终获得了2.5亿的票房，占2003年总票房的四分之一，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票房超过1亿的电影。

如今，票房超过1亿元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然而，在2002年，电影院的数量非常少，在中国只有1843个银幕——相比之下，现在mainland China有68000个银幕。如果换算，当年的2.5亿相当于现在的近100亿。

张艺谋的电影生涯从此一分为二。几年前，他遭遇了票房低迷，2000年的《快乐时光》让他背负了“票房毒药”的名号。张艺谋50岁时，关于他的“江郎才华”有过很多讨论。

“英雄”造就了他。

张艺谋为这部电影吸引了3000万美元的海外投资，制片人江志强在奢华的演员阵容中释放了他的想象力。在准备过程中，他不断地问张艺谋，“你要梁朝伟，你要张可颐，你要李连杰……”

张艺谋起初并不在乎，他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多超级明星为一部文学电影创造动力。后来，一切都实现了。虽然他参与了整个电影制作过程，但投资和阵容却以几何倍数增长，令他震惊。

三年后，《英雄》上映，开启了中国电影大片的时代，但随之而来的是争议:“一部充满噱头的烂电影”，“意识形态价值观有问题”，“一个大明星，一个大制作，一个大场景，但我什么都不懂”...这样的批评一个接一个。虽然票房不错，但《英雄》的声誉一路下滑。

张艺谋曾经很沮丧。但是在2003年，当他再次谈论这部电影时，他的态度是坚定的:

《英雄》当然有很多缺点。我自己也不认为这是一部完美的电影，但最重要的是我做了一件事，这件事一定是做对了:如何让观众看到大屏幕而不是小屏幕，从而宣传视听魅力。这一切都已经完成了。”

的确，张艺谋在某种程度上拯救了中国无声电影产业。本世纪末，大陆电影院的电影观看率极低。到2002年，有无数的电影院因为入不敷出而被迫改成舞厅。至少，《英雄》把中国观众带回了电影院。

不幸的是，创下无数纪录的《英雄》刚刚唤起了电影人的信心，非典疫情的突然下降无情地将电影市场拖到了冰点。一切都出乎意料。

4月26日，北京市政府下令关闭所有公众聚集娱乐场所，电影院关闭近两个月，难以生存。受非典影响，《英雄》的制片人也拖欠了电影院500万张票。

广州一直是全国重点售票仓库，但却深受其害，2003年的总票房比第一年下降了50%。原定于2003年上半年上映的大量电影已经改到了2003年下半年。然而，4月25日上映的《指环王2》却遭受了重创，没有任何意外，其票房不及去年同期《指环王》的一半——后者在2002年国内票房排名第一。

停止拍摄，撤回文件，推迟项目...这种流行病就像一把锋利的刀挂在许多电影院和电影电视公司的头上，它们随时可能倒下，结束自己的生命。

活着是电影从业者的唯一目的。

冯小刚没有停止工作。

2003年的非典疫情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导致所有影视基地的关闭。一些船员选择在保护下继续拍摄。

为了赶上农历新年，冯小刚的“手机”剧组“逃离”北京，先在河南某个地方定居，然后搬到山东青岛拍摄。

出人意料的是，媒体曝光后，当地居民集体抗议，要求机组人员隔离14天。冯小刚的船员一着陆，他们就立即去疾控中心进行身体检查。在所有员工的身体状况得到确认后，他们将自己隔离在一个18层的酒店里。射击，也在这里。

几经周折，拍摄进度勉强得以保留，但冯小刚仍进退两难。

更别说时间和金钱成本了，《手机》的背景是在北京，那么我们怎么才能避免群殴的场景呢？如何继续剧情？场景怎么会自然地变得无影无踪？这些都是问题。

镜子里看不到青岛的山和海。为了使这部电影整体上更加连贯，冯小刚决定翻拍一些已经在北京门头沟完成的镜头，以备后用。幸运的是，当时这部电影的所有亮点都是在北京拍摄的，而在青岛的拍摄任务主要是处理，做一些小的修改和补充。

冯小刚在青岛很低调。前几年他每次拍摄新年电影，都会被主要媒体的娱乐版关注。在特殊的2003年，这种流行病冲淡了过去的关注。

尽管如此低调，“移动电话”的工作人员还是遭到了很多白眼，而工作人员的“京”牌照也被当地人称为“非典”牌照。更夸张的是，有一天，没有拍摄任务的葛优想透透气，于是他请剧组成员去台球室玩。出乎意料的是，当他到达商店时，陌生人拿着消毒喷雾跟着他，这群人突然失去了兴趣。

冯小刚正在秘密地节约能源。“中国观众看我的电影所带来的快乐是好莱坞大片永远无法给他们的！”

《手机》终于在2003年12月上映，引起轰动。

当时，手机是人们生活中一种新的交流工具，它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交流方式。当手机远不如今天普及的时候，冯小刚已经给人们敲响了警钟——科技的出现降低了通信成本，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走近，隔膜并没有被稀释，感情的苍凉就像计算一样。

凭借平淡的电影内容和深刻的主题，《手机》击败了《哈利·波特与密室》、《黑客帝国2》和《黑客帝国3》，以5600万的票房赢得了年度票房冠军。尽管上一年《英雄》的神话票房没有被复制，但手机给低迷的电影市场注入了信心。

2003年，虽然国产电影产量比上年增长了40%左右，但整体票房并不好:8部国产电影票房超过1000万，总票房只有2.05亿。

6月底，北京被从疫区名单中删除，但电影制作人预期的复苏并没有到来。

下半年，当时人气最旺的赵薇连续推出了四部新电影。除了获得年度票房亚军的《天地英雄》，其他三部电影《广交女友》、《绿茶》、《玉观音》均惨遭票房失败，赵薇成为新的“票房毒药”。

其他想在票房上一飞冲天的电影也有所下滑。电影院的冷漠让电影制作人很难赚钱。

2003年是香港电影走向死亡的一年，也是它破茧成蝶重生的一年。

香港是世界上遭受非典袭击最严重的地区，甚至超过了北京这个严重的疫区。据统计，mainland China有349名非典型肺炎患者死亡，而仅香港的死亡人数就高达300人。

其中，淘大花园的感染人数在3月31日激增至213人。香港政府立即采取了前所未有的紧急行动，将淘大花园内感染率最高的E公寓隔离了10天。

在香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安全和公共卫生事件的刺激下，每个人都处于危险之中。2003年，对香港电影业来说，坏消息才刚刚开始。

2003年4月1日18: 41的到来带走了香港的一个时代。与一代香港人一起长大的张国荣，从东方文化酒店跳下，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不安定的时代。

当晚晚些时候，尽管疫情肆虐，香港人还是自发地聚集在大楼倒塌的地方，举行烛光追悼会，集体唱起他的经典歌曲《风一直吹》，一直唱到天亮。

台湾作家白先勇曾在一篇纪念故人的散文《树有素》中描写了生与死分离的悲伤与孤独，在这里也可以使用。

“美中不足的是，当你抬头时，你总是看到花园的西边角落，而在剩下的两棵意大利柏树之间，有一片等待一会儿的空白。在这些空隙中，有詹·湛清·空，那是一朵长长的白云。

人类的分离不会冲淡阴霾。

非典和张国荣之死让第22届香港金像奖充满波折。在几份报道称颁奖仪式将被推迟后，颁奖仪式如期在4月6日晚举行。然而，红地毯被取消了，大陆明星也不在场，他们都戴着面具。

颁奖典礼开始前，主持人曾志伟谈到了在巨大压力下的撤退和前进，鼓舞了士气。“无论1991年的华东水灾、昆明地震，还是台湾的“9.21”(大地震)事件，我们的香港演艺事业都会勇往直前，关心他们，帮助他们筹集资金。今天我们家里有事，不能搞砸了。”

“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再次得到体现。

在颁奖典礼上，为了悼念张国荣的逝世，四位国王在同一个舞台上演唱了《年度爱情》。那一年，《无间道》的主演梁朝伟获得了16项提名，最终一举获得了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等重要奖项，成为当晚最大的赢家。

现在看来，《无间道》也成了香港电影最后的荣耀。

非典只是一个诱因。根本原因是香港电影已经面临死亡的命运。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香港电影最辉煌的时期，高峰期的电影年产量达到300多部。制作速度快、制作周期短、影片数量多已成为香港电影的一大优势，从筹备到上映最早可在七天内完成。

例如，92版的《幸福家庭》因为等待演员的预定时间表而被推迟了很长时间。后来，周星驰被要求更换角色来拯救现场。只花了13天就完成了拍摄，那年它成了一部票房大片。1993年，由王晶导演的《魔法教育大师》在一周内拍摄完成，这是一部标准的“七天清新”电影。

快速反应和大规模商业复制曾经创造了香港电影的辉煌，但也为香港电影未来的衰落奠定了基础。

像搞笑和武术这样的电影素材变得越来越同质化，这透支了观众的耐心和新鲜感。香港电影曾经有一个巨大的亚洲市场，在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下，空的房间也变小了。

1997年的金融危机让香港电影雪上加霜:与电影相关的投资全面萎缩，这直接导致电影数量急剧下降——从巅峰时期的300多部降至50部左右。到了2003年，香港电影从业人员的数量从高峰期的2万人减少到不足5000人，工业人才不断流失。

香港电影需要出口，进入快速发展的内地电影市场已成为香港电影陷入困境的少数选择之一。

这时，一项改变中国电影命运的协议《安排》诞生了。

《安排》是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旨在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起初，香港电影不包括在内。

当时，香港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吴思远嗅到了这个机会。

包括吴思远和黄百鸣在内的近百名香港电影人集体赴京申请加入cepa，最终如愿以偿。根据协议，香港中文电影在内地的发行不再受进口配额限制；在香港与内地合作制作的电影中，香港员工的比例可高达三分之二，而合作制作的电影在内地发行，待遇与内地电影相同。

2003年，内地与香港签署了《安排》协议。2004年1月1日，协议生效，香港电影登上直通车进入内地。

《无间道3:终极和谐》成为《安排》实施后上映的第一部由梁朝伟、刘德华和陈联袂主演的大陆电影。自2003年12月11日上映以来，其在mainland China的票房在两周内超过了2000万元，最终在mainland China的中国电影总票房中排名第三。

然而，香港电影北上并不容易。这些看似简单的联合制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磨合阶段。

有一段时间，香港电影制作人犹豫不决。一方面，他们担心内地观众能否接受香港电影的风格；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内地的电影审查制度。

黄百鸣的电影《生日快乐》和《幸福家庭》在香港非常受欢迎，但当他北上拍摄合拍作品时，他选择了用更保守、更安全的武术题材来试水。

由黄百鸣投资、徐克导演的电影《七剑》搭上了cepa的第一班车，上映后的反响大大超出了黄百鸣的预期。他的信心大增，很快与七剑之星之一的甄子丹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合作协议，在合作制作领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结果黄百鸣救了空.从那以后，他合作的几部电影的票房一路下滑，从8000万的《七剑》到3000万的《导火线》，这太可怕了。

黄百鸣的尴尬局面不是个案。

2004年，除了周星驰的《功夫》获得了1.6亿的票房外，其他的合作作品都很平庸。进入内地后，香港电影表现出明显的“水土不服”。

黄百鸣开始思考如何扭转局势。

这时，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给了他灵感。“功夫熊猫”是基于中国功夫文化和国宝熊猫。中国元素与电影的融合流畅自然，在内地取得了超过1亿的票房佳绩。

黄百鸣决定触及当时很少有人关注的功夫主题——这次他做对了。2008年，《叶问》上映，票房超过1亿元，一举获得金像奖、金马奖和中国手表奖。

更重要的是，叶问的成功启发了香港电影人，只有不断创新和改变题材，丰富电影类型，关注内地市场的喜好，才能真正打开市场。

结果，香港电影制作人边肖不再停止大笑和咒骂，而是大踏步地探索更宏大的文化和历史问题。

《叶问》系列、《梅兰芳》、《唐山大地震》、《让子弹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合拍作品都是在这个阶段制作的。经过五年的磨合，合拍已经成熟，香港和内地的合拍逐渐成为内地电影市场的佼佼者。

这一变化也让大陆电影从业者大开眼界。更多的导演不再受“电影的本质是艺术和文化，它需要深度”这一僵化概念的限制，而是着眼于观众和市场。

香港电影在制作管理和商业运作方面均优于内地，而内地电影人对剧本、文学和素材的把握也为香港电影人带来了独特的创作灵感。“在中国文化中，有太多的元素是我无法想象和创造的。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周星驰在接受采访时说。

在融合的过程中，两地走向双赢，双赢的结果是中国电影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近年来，我们成功地建立了广泛的影院线，包括小城市的影院。在受到冲击后，如果这些电影院能够持续下去，中国电影产业的规模仍将存在。如果它很快被削弱和减少很多，这将是一个遗憾。”

2020年3月，第六代导演贾在微博上写下了他的担忧。

贾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自2003年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启动以来，mainland China民营企业已经获得了与国有电影制片厂平起平坐的地位，开始成为电影市场的主力军。2003年8月8日，随着华夏电影发行公司的正式揭牌，中国电影在发行市场上长达50年的进口发行垄断局面宣告结束。

截至2003年底，已有7家民营企业获得国产电影国内发行资格。电影院制度彻底打破了过去把土地画成监狱的垄断分配机制。

随后，电影产量逐年增加；生产单位的数量正在增加；电影院建设方兴未艾；电影市场正从低迷走向活跃，票房也在逐年增长...这些变化像多骨Nomi品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国内电影产业真正被激活了。

最直观的事情是，在2006年和2007年，排队买票的现象在电影院变得无处不在。这一生动的场景是无数电影制作人所期待的。

从2008年到2018年的十年间，mainland China电影总票房从43.4亿元跃升至609.8亿元。中国已经走上了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快车道，成为世界第二大票房市场，银幕数量居世界第一。

2018年，影视行业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冬天，这也加速了适者生存。电影制作人把希望寄托在今年春天。如果没有这种流行病，业内人士预测，2020年春节的票房将超过70亿元。

但是希望像泡沫一样破灭了。

连续十年增长的春节票房，将在2020年被拖到冰点。正如贾所担心的，一些电影院甚至无法在今年春天生存。对于许多中小型影院来说，春节档的票房收入占全年总收入的30%。

自1月24日(除夕)以来，中国的线下电影市场已经关闭了两个多月。今天，仍有1万多家影院尚未恢复营业，全面恢复营业的日子还很遥远。观众将摆脱内心的恐慌，坐回到电影院。

贾被弄糊涂了。

当作品《山可以走》上映时，中小城市的电影院没有安排电影。当贾得知原因是那里的观众不愿意看这样的电影时，他感到很无奈。“我在县城长大。那时，我看了《峨眉海盗》和《老井》。或者电影是对的，但是情感上不愿意相信。我们能做什么？”

如果说在过去的十年里，电影已经编织成了一个覆盖中国大部分土地的密集网络，那么以贾为代表的电影人则试图填补这个网络的空白，比如说，电影院里有电影节，没有多少小众艺术电影。

贾试图在现在的土地上耕种，那是多一英寸，即使它只是一个角落。

现在，这种流行病已经在这个大网中捅了一个洞。看到它被撕裂和破坏了一点点，电影制作人自然看不到这场悲剧的发生。

回到17年前，非典见证了中国电影业的兴衰和电影人自助的传奇。现在，无论是宏观经济环境还是电影环境，都不同了。

非典时期，中国经济处于繁荣周期。20世纪90年代，改革红利爆发，经济快速增长，人口红利巨大，市场爆炸性增长。如今，全球经济低迷，市场人口红利正在下降。

自救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能的。

在强大的压力下，这其中肯定也孕育着许立的反弹和重生的机会。

2018年，国内影视业已经遭遇了人口红利消散的困境，影视业的反复是不可避免的。

《对不起妈妈》的网上发行开辟了新的发行渠道，引起了影视业的震动。可以预测，在这种流行病之后，在分销、营销甚至生产数字化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创新。

今年2月21日，贾的新纪录片《游到海蓝》在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特别放映单位首映。这部电影聚焦于乡村文学，以四位作家为主要叙述者，通过18个章节讲述了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

这部电影的名字最初是“一个村庄”，后来改成了“游到海蓝”，这是取自余华在电影结尾的采访:

“小时候，我在海边游泳。当时海盐的海水是黄色的，但是学校发的教科书上说海水是蓝色的。有一天，我游了很长一段距离，一边游一边想:“我希望能游出浑浊的黄海，直到海水变蓝。”

在柏林电影节的新闻发布会上，贾将其解释为一山精神。“虽然长期沉浸在某个环境中的人不会感觉到变化，但只有当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去推动它时，世界才会发生变化。会加速。”

灾难总是灾难，但我们可以比较和窥探中国电影在疫情中的命运，感受电影人的坚韧和非凡。这场灾难只是按下了暂停键，但即使是暂停画面也足以让人们看到——中国电影不会消亡，中国电影制作人从未低头。

正如贾所料，人人都在等待万物复苏，大海会变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