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优先考虑社会福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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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见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欧洲院长佩德罗·米德多；会上，雷诺教授向Xi总书记建议，中国应通过创新解决社会福利问题，并希望中国优先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正如雷诺教授所说，中国需要优先考虑社会福利问题，也必须通过创新解决福利问题。

福利经济学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皮古在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福利经济学认为，国民总收入越大，社会和经济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平等，社会和经济福利就越大。因此，经济福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多少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福利经济学要求富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并提出了累进所得税等政策主张来调节社会中的贫富。

但是福利经济学的这些命题遭到了许多高贵的经济学家的反对甚至否定，其中最著名的是帕累托，他提出了帕累托最优定理，即最好在不使任何人的处境恶化的情况下使某些人的处境得到改善。总的来说，如果我们想改善穷人的福利，我们决不能损害富人的利益。帕累托问题阻碍了福利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后来，福利经济学转向按照帕累托思想进行研究，重点是对既得利益者的补偿。然而，实际上，如果既得利益者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并给予补偿，这是根本矛盾的。例如，如果不可能同时向巴菲特征税和补偿巴菲特，那么帕累托最优定理就是横向的。

然而，福利经济学和福利国家建设总是两回事，后者主要来自现实的需要。德国的俾斯麦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的国家，北欧成为福利国家的典范，几乎不受福利经济学的影响，美国的伟大社会建设也是如此。此后，尽管福利经济学停滞不前，但欧美的福利国家建设却是步履维艰。

然而，福利社会的理论并非完全没有进步。例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公共贫困的概念。他谴责美国人吝啬提供资金来改善社会公共服务，同时又花费大量的奢侈和浪费。他的批评确实触动了美国人的痛处，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共鸣。然后美国开始建设一个以消除贫困为代表的伟大国家，约翰逊总统关于伟大社会建设的讲话也是如此

20世纪80年代是保守主义的时代。欧洲和美国进入了福利减少的时代，而20世纪90年代是反思的时代。吉登斯的思想是20世纪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他认为福利危机不仅仅是钱的问题，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现代化程度越高，社会风险就越大。政府应该在提供利益的同时提高人民抵御风险的能力。例如，在处理失业问题时，不仅要提供失业补贴，还要向失业者提供。

在中国，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2006年，经济学家郎咸平提出，让一些人先富起来的前提不应该是其他人更穷。当时，也有一阵旋风。郎咸平对帕累托定理的逆向应用可以看作是自帕累托最优定理诞生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反击。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也是保守主义的十年。减税和社会福利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后，世界再次讨论这些问题。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提出，人才的本质也是基于吉登斯的风险社会思想。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主张资本主义也应该通过国家机制的设计为穷人服务。

2011年，作者提出了新福利社会的概念，即低生活成本社会，主张从降低人民生活成本的角度改善人民福利，是一种注重平衡不同消费模式的分配方案。例如，作者将消费分为三种类型:生存消费、享受消费和奢侈消费。政府应该通过税收等手段增加奢侈消费和享乐消费的成本，从而降低生存消费的成本。低生存成本的社会模式不要求财富在不同人群之间分配，从而避免了福利经济学研究所经常遇到的伦理困境。作者的理论越来越被有识之士所认可。

作者的新福利社会所倡导的低生存成本的社会模式也与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吉登斯主张通过人才来提高人们抵御风险的能力，而笔者则主张通过降低人们的生存成本来降低社会风险，因为现代社会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生存风险。如果人们的生存成本降低，相应的社会风险自然也会降低。

总而言之，福利社会是人类发展的趋势，没有倒退的出路，但创新才是正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