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知产案件增多背后：恶意诉讼浪费司法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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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院解读互联网知识产权案件增多:恶意诉讼浪费司法资源

于记者林萍

今年4月26日是第20个世界知识产权日。作为电子商务大国，我国出现了许多新型的知识产权侵权问题。《澎湃新闻》指出，3月30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调查组在新出版的《人民司法》上发表了《电子商务领域知识产权法律责任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根据该报告，2014年至2018年，浙江法院审结了涉及电子商务平台的知识产权案件，年均增长88.46%。

作为数字经济大省，浙江法院一直处于涉及电子商务平台的知识产权诉讼的司法前沿。尤其是2019年1月1日《电子商务法》实施后，如何理解“通知-删除”规则，如何认定电子商务平台运营商的过错，如何规范恶意投诉等问题备受关注。

“随着大量案件涌入法院，司法资源已经不堪重负，恶意投诉现象也令人担忧。如果不加以管制，它只会加剧。”在接受《蓬江新闻》专访时，浙江省高院知识产权局局长呼吁更多的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发挥自身平台的关键枢纽作用，投资建设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凝聚各方力量参与协同治理，在平台内部营造良好的商业秩序。

年均增长率为88.46%，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提高

风起云涌的新闻:上述报道的研究背景是什么？你院几年前发布的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指引是什么？

浙江高院: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电子商务平台为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增加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复杂性。因此，科学合理地界定电子商务各方的知识产权责任，关系到数字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网络经济的健康发展。

特别是《电子商务法》颁布后，实践中对于如何理解“通知-删除”规则、如何认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过错、如何规范恶意投诉以及《电子商务法》相关条款与《侵权责任法》的衔接等问题存在不同的理解。

因此，2019年，我院将电子商务平台的知识产权法律责任作为全省法院的重点研究课题之一，通过数据分析、走访主要电子商务平台和举办全国研讨会，最终形成了《报告》。《指南》是《报告》的成果转化，是根据《报告》的主要内容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指导浙江各级法院在审理涉及电子商务平台的知识产权案件时参考。

报告称，2014年至2018年，浙江法院审结的涉及电子商务平台的知识产权案件年均增长88.46%，部分媒体报道称，“涉及阿里电子商务平台的知识产权案件年均增长88.46%。”如何看待知识产权案件的增长率？

浙江省高级法院:在报告中，我们统计了2014年至2018年浙江省法院受理的涉及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的民事一审案件数量，平均每年增长88.46%，不仅是涉及阿里的案件。你提到的上述解释不准确。

涉及电子商务平台的知识产权案件快速增长有很多原因。首先，这与近年来电子商务行业自身的蓬勃发展密切相关。平台交易的规模逐年快速增长，相互之间的争议也不可避免的增加；第二，随着市场主体知识产权意识的觉醒，知识产权逐渐成为市场竞争的武器，知识产权案件总量快速增长。例如，去年，全国新受理的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数量同比增长41%。在竞争更激烈的电子商务领域，案件数量的增加将不可避免地更大；第三，浙江法院通过互联网技术启动审判，建立了中国第一家互联网法院，并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保护，从而为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当事人愿意在浙江提起诉讼。例如，在我省法院受理的许多案件中，权利人和直接侵权人都来自外省，但他们选择了电子商务平台所在地作为提起诉讼的管辖连接点。

当权利人起诉直接侵权的网店商家时，通常以其所在的电子商务平台作为共同被告。此时，根据民事诉讼法中原告对被告的基本管辖原则，权利人可以向共同被告电子商务平台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所有的电子商务平台在当地法院都有大量的案件。

恶意投诉浪费司法资源，我们必须加大惩戒力度

新闻:在应用《电子商务法》的“通知-删除”规则时，如何充分发挥该规则的系统功能，快速便捷地制止侵权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恶意和错误通知对平台正常业务秩序的不利影响？

浙江省高级法院:“通知-删除”规则最大的制度价值在于，权利人无需诉讼就能以较低的成本迅速停止侵权行为。在目前通过互联网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况仍然相当突出的情况下，该制度对提高权利人权利保护的效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由于通知门槛较低，通知的后果相当于诉前禁令，导致规则运行过程中的利益失衡，一些行为人滥用规则进行不正当竞争或控制销售渠道。

我们认为，在理解和适用“通知-删除”规则时，应坚持利益平衡原则和互联网治理理念，缓解利益失衡，降低规则运行成本，优化规则运行效果。

例如，在“报告”中，我们认为当投诉涉及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时，平台可以要求投诉人提供专利评估报告，从而过滤掉一些投诉；例如，除了删除或断开商品链接外，冻结被通知人的账户或要求其提供担保也可以理解为平台在保证被通知人获得赔偿和救济的前提下，为避免给被通知人造成太严重后果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报告称，根据被调查平台的反馈数据，虚假通知和恶意通知的比例仍令人担忧。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围绕知识产权的恶意诉讼频繁发生，恶意权利人为了获取非法利益，故意通过虚假陈述、伪造凭证、恶意注册商标等手段提起诉讼。这些案件对司法资源有什么影响？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互联网案件集中的余杭法院为例。自2014年受理第一起恶意通知案件以来，迄今已有20多起案件。虽然案件数量似乎不是很大，但我们发现大量恶意通知并没有进入诉讼。例如，在余杭法院审理的拜耳诉李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中，李将拜耳的在先权利注册为商标，向销售拜耳正品的121家淘宝商户共发起249起投诉。此外，李在淘宝平台上囤积了113个商标，投诉2605次。李的qq自动回复了。恶意投诉不仅严重扰乱了他人的业务活动，也破坏了平台上正常的业务秩序，同时也是对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

风起云涌的新闻:在司法层面，如何规范恶意投诉和诉讼，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措施？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报告中，我们对恶意通知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分析，特别是对《电子商务法》中恶意通知条款的适用条件进行了具体化，包括恶意通知的类型、构成要件、损害赔偿金额的确定。

去年，杭州市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赔偿210万元的恶意通知案件，这是《电子商务法》实施后，中国首例恶意通知不正当竞争案件，有力地遏制了此类行为。余杭法院裁定，在一起行为保全案件中，被申请人立即停止了对申请人淘宝店侵犯知识产权的投诉，成为电子商务领域首例“反向行为保全”案件。

对于恶意诉讼，从立法到司法，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相继出台。在浙江省高级法院正在进行的“质量建设年”活动中，打击虚假诉讼也是一项重点任务。

我们认为，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措施需要鼓励和保护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创新，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侵权和恶意诉讼的处罚，推进知识产权领域的诉讼信用体系建设，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审判的司法公信力。

存在“假货躺在地上”的现象，平台应承担过错责任

据报道，涉及多个主体的协同治理模式正越来越受到公共政策的重视，而平台治理也应该享有一定的自治空空间。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平台在管理规模和方法上也有所不同。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卖家为了追求交易量而出售假货视而不见，导致“假货躺在地上”的现象。在这方面，如何确定平台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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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法律规定，平台承担过错责任，也就是说，如果平台在知道平台内存在具体侵权行为的情况下，仍然提供交易平台服务，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在《报告》和《指南》中，我们列举了一些发现平台存在问题的典型案例。例如，如果平台在收到权利人的通知后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将构成帮助侵权；即使平台在收到权利人的通知后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如果平台在收到通知前已经知道具体侵权行为的存在，平台仍将对之前的行为承担侵权责任。

此外，虽然平台不承担主动审查的一般义务，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低成本的技术手段可以监控侵权行为，如过滤关键词、拦截重复链接等。在这种情况下，平台不采用这种技术手段也将构成侵权。我们也希望有能力、有责任心的电子商务平台能够在履行基本法律义务的同时，充分发挥其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用技术手段解决技术带来的问题，在平台的知识产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正义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它不是唯一的防线。要加强电子商务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单靠法院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随着大量案件的涌入，司法资源已经不堪重负。恶意投诉也令人担忧，如果不加监管，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目前，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作为提高国家知识产权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我们呼吁更多的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发挥自身平台的关键枢纽作用，投资建设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凝聚各方力量参与协同治理，在平台内部营造良好的商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