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都去送外卖了，中国的制造业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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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身份证:中国新闻周刊)赵

农民工转行的劳动经济学

来自中国西北固原农村的高，戴着头盔面罩，穿着黄色连衣裙，穿过电动车，出现在今年3月美国《时代》杂志《疫情》特刊的封面上。高之所以引起这本国际杂志的关注，是因为《当世界停下来的时候》，他和300万外卖的同事们还在北京的大街上闲逛，支持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美国经销商要求带薪休假，以避免新的冠状病毒。

32岁的高在成为一名骑手之前已经在北京漂流了很多年。他一直从事餐饮、导购、保安和快递。在最近的一次冒险中，他没能开一家餐馆，于是他开始做起了外卖。推动高不懈努力的是世界上订单量最高的中国外卖行业。

2019年，中国快递业务总量达到635.2亿件，业务收入达到7497.8亿元，从业人员超过1000万人。在“最后一英里”的分销端生态中，餐饮外卖行业发展更快。2019年，产业规模达到6536亿元，外出务工人员总数超过700万人。

疫情进一步加速了劳动力的行业间流动。自今年1月下旬以来，美团和饥饿增加了200多万外卖乘客，其中近30%来自制造业工人，超过80%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二三十年前，“去沿海地区的工厂工作”是mainland China无数失业青年的首选。现在，在大城市发送快递和外卖正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首选职业。

中国快速增长的快递业就像一个迅速扩张的海绵，正在吸收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劳动力。曾经在工厂装配线上忙碌的“工薪阶层”创造了中国持续快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如今，梅赛德斯-奔驰在城市毛细分销线上的乘客也被视为中国新兴电子商务经济引领全球潮流的标志之一。然而，从本质上讲，这种劳动力的转移基本上是从过去的低端加工制造业转移到快递业，而快递业在服务业中也是相对低端的。

时代的风口

今年4月，22岁的苗森终于鼓足勇气，辞去了父母给他找的工厂装卸工的工作。他和他的老乡们离开了河北农村的家乡，来到了北京，希望以一名外国卖家的身份开始一种“月收入超过1万英镑”的新生活。

苗森高中毕业后就进了工厂，他连续多年稳定的月薪3000元让他在同龄人中颇为自吹自擂。在苗森身边，越来越多年龄和经历相似的年轻人放弃了父母、农民和工人的职业道路，成为了快递员和送货工人。最先进入这个行业的那些兄弟告诉苗森，每月赚8000元送货费是正常的。

进入工厂是一代人的梦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和振兴经济的号角响彻全中国。世世代代背对天空面对黄土的农民突然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在城市工作。

这是中国第一批农民工，也是中国“制造工厂”时代的主力军。他们冲进城市，进入各种铸造厂、纺织厂、装配线和建筑工地。每个人都为自己是工厂的工人而自豪，并努力在巨大的工业机器中发挥无数的“螺丝钉”，支撑着广东、福建、江苏和浙江省一半的制造业。

以广州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76年流入广州的农民工不到2万人。自1980年以来，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迅速增加，1987年已飙升至45万人。那是中国制造业的黄金时代。到1988年，中国的农民工总数已达1.2亿。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已成为农民工最活跃的地区。

"在上一代人看来，在工厂工作是一份好工作。"在苗森看来，他们这一代人和他们的父母有着完全不同的职业选择。在转行之前，苗森在河北省承德的一家机械厂做装卸工人，这是一份需要亲戚帮忙的工作。

苗森的父亲外出工作，母亲在家工作，父母都是小学生。在今年的疫情影响工厂开工之前，他的家人坚持不允许他换工作。他的父母相信工厂工作的稳定性，对快递和外卖等“不熟悉”的行业有一种天生的排斥感。今年4月，苗森辞去工作，去北京打工，这是他多次与家人沟通失败的结果。

时间变了。大多数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愿意追随父母的职业道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从2008年到2018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平均年增长率占农民工总数的-2.84%。尽管农民工总数仍在逐年增加，但无论是农民工在整个制造业就业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农民工总数中所占的比例都呈现出下降趋势。

从2006年到2014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平均年龄从26岁提高到34岁。与父母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具有初中以上文化，其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父母的普通小学和初中文化。高等教育水平提高了职业选择的标准。与枯燥重复的装配线工人相比，近十年来快速发展的生活服务业中的新兴岗位正成为他们的新宠。

3月2日，在北京一个住宅区的入口处，人们越过栅栏递交快递物品。人物/人们的视野

新生代农民工向往大城市和新兴产业，但初中和高中教育的总体水平不足以支撑他们走上互联网产业的核心岗位，互联网产业生态中大量新兴的基础和边缘岗位成为他们大多数人的职业选择。快递和外卖行业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随着互联网生态的扩张，中国快递业和快递业已经走上了发展的高速公路。

大约在2000年，中国的私人快递行业一开始就有了快速增长。2005年后，电子商务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网上购物需求迎来了爆炸性增长，这又一次带动了民营快递行业的快速发展。今年，网上购物和零售带来的快递业务量占快递业务量的一半以上，此后，快递逐渐成为电子商务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2010年左右，中国快递业已经初步形成了ems、SF快递、JD.com和“四环一达”等巨头齐头并进的格局。借助电子商务，2014年中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00亿件，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此后，每年保持100亿件的超高增长率，并连续六年稳居世界第一。

在此期间，食品和饮料外卖行业开始萌芽，并以惊人的速度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工业生态。2011年，三年前成立的校园软件“饥饿”赢得了第一笔百万美元的投资；2013年和2014年，美团外卖和百度外卖相继成立。自那以后，中国的外卖行业以每年超过1亿新用户的速度迅速扩张，2017年，美团和饥饿的双头垄断格局确立。2019年，中国餐饮外卖行业规模达到6536亿元，消费者约4.6亿人，外卖从业人员总数超过700万人。

"目前的就业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学者张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非熟练劳动力市场严重供过于求，但2004年后，中国年轻农民工的数量一直在减少，而且越年轻，减少的越多。”农民工的供给和需求总体上是平衡的，但年轻的农民工供不应求。”

40岁以下的年轻农民工是制造业和生活服务业中最受欢迎的劳动力。如今，工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远远落后于快递和外卖等新兴服务业。在各大招聘网站上，大多数工厂的招聘年龄限制仍停留在20-40岁之间，工资范围一般在4000-7000元之间，有吃有住，大多采用轮换制。招聘通知挂了一会儿，工厂主发现这个年龄段的人不容易招聘。这些人更愿意加入快递和外卖等新兴行业的大军，用更多的空闲时间换取月薪7000多元。

根据美团外卖和饥饿的数据，2019年，美团外卖的400万乘客中，20-40岁的乘客占83.7%。在300万饥饿的骑手中，平均年龄为31岁，90岁以后的比例约为47%。

出生于1998年的苗森表示，工厂工人和外卖工人的工作经历完全不同。以前，苗森在郊区的一家机械厂当装载机，工厂和宿舍就在一起。他的日常工作内容是装卸来回运输的卡车，有时还在车间帮忙包装和搬运。老板说这是“从过去的六天中休息一下”，但是当他忙的时候，他会连续加班。

“每天呆在工厂里，搬东西都很累，还得叫我喝酒。”苗森直言不讳地说，“在我们这个年龄，谁会喜欢这样的工作？钱不多。”相比之下，骑手的工作似乎有“空闲时间”和“更多的工作和更多的工资”的优势，这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苗森，谁曾在不定期的工资工作。

收入是影响就业意愿的最大因素。根据《2018年送餐工人就业报告》，2018年，中国外卖乘客的平均月工资约为7750元，而需求最大的杭州，乘客的平均月工资达到9121元。

在传统制造工厂，情况就不同了。企业主不会花七八千元去招聘大量的普通工人。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9年规模以上制造企业员工平均年薪为70494元，低于快递员工。

今年COVID-19的突然爆发给制造业蒙上了一层阴影。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1月至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下降了27.4%。在疫情的影响下，许多工厂的收益大幅下降，提高劳动力成本是不现实的。

“大量农民工流向服务业，他们应该把工资过低归咎于制造业。”张峥直言不讳地说:“农民工是劳动力市场的供应商。为了降低成本，制造企业当然希望工资越低越好。然而，农民工也是消费品和商品房市场的需求方。如果我们想通过城市化和农民工市民化来扩大市场需求，就必须首先解决农民工收入太低、没有经济能力进入城市的问题。”

机器人把人推出车间

年轻一代不再喜欢工厂。另一方面，除了工资和个人就业意愿的影响外，制造工厂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的改进从根本上降低了工厂普通工人的就业需求。

在服装加工工厂密集的广东省东莞市，自动化生产线几乎已经成为大型加工厂的标准，甚至更小的加工厂也大多用自动化设备取代了手工包装、缝纫等工艺环节。

“现在我们工厂的生产线已经基本实现了全自动化，每年节省了大约20%的人工成本。”知名内衣品牌大都会美容集团人力资源副总裁潘继刚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在服装生产线上，裁剪、缝纫、检测、物流、标准件组装等主要环节基本上可以实现自动化，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2019年11月10日，江苏邮政快递物流中心的agv搬运机器人正忙着分拣邮件。数字/视觉中国

潘继刚坦言，近年来增加自动化设备的驱动力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一线工人的劳动力成本每年增加近10% ~ 45%。此外，一线员工流动性大、不稳定，培训时间和熟练程度也会影响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服装和纺织工业的自动化是制造业生产变化的一个缩影。在“代工大王”富士康集团(Foxconn Group)，近十年来总收入有所增加，但全球员工总数却从顶峰时期的120万人急剧下降至66万人。在汽车制造行业，被称为中国最先进的制造工厂的上海通用金桥工厂，用十几名技术人员操作的386个机器人取代了大量的一线工人，每天可以合作生产80辆凯迪拉克轿车。

牛津经济研究所(Oxford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2019年6月发布的“机器人如何改变世界”报告指出，新安装的机器人将削减1.6个工作岗位，到2030年，全球制造业就业将减少2000万人。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制造业大国，可能面临更大的劳动力替代压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屈晓博在《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第20号报告》中提到，根据课题组对2000家国内企业的研究，新技术的应用给制造业带来的普通劳动力岗位替代率为19.6%。

在技术迭代下，外包工已经成为国内制造业工人改变职业的主要选择之一，而外包工改变职业已经成为该行业的主流。数据显示，在300万饥饿的乘客中，15%的外卖乘客是工人，比例最高。美团在疫情期间增加的100万外卖中，27.2%来自制造企业，也是比例最高的。

面对这种情况，“玻璃大王”曹曾狂轰滥炸:“目前，年轻人宁愿做物业保安，宁愿送外卖，也不愿意去工厂。这就是当前国内制造业的困境。年轻人不能总是送外卖！”

潘继刚还发现，虽然一般工人的“用工荒”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但对口的高级技师仍然稀缺，特别是一些专业高级技师，其市场工资已经达到1万多元，申请人仍然很少。

陈斌，一个33岁的外卖工人，已经从事外卖工作将近两年，曾经是河北保定一家汽车厂的油漆工。他不是来自普通学校。他起初是被一位大师带进来的，然后去了一家汽车厂。工作四年后，他的月薪从3500元涨到了5000元左右。

"工资增长缓慢，钱不够。"2018年7月，陈斌作为外卖来到北京，他的月收入维持在8000元至1万元之间。他非常满意。“这相当于当地一家4s店的高级汽车维修技师的收入。”

拥有国家一级证书的高级汽车机电维修技师曾是陈斌人眼中的高薪工作。然而，由于理论知识、技能证书和工作经验的门槛，初中文化的陈斌并没有选择这条道路。自今年重返工作岗位以来，陈斌的送货收入并没有回到之前的峰值。北京的高生活成本开始给它带来压力，陈斌想出了回家的主意。“回去意味着继续工作，但仍在学习技术。如果你身上有技术，你就不会吃东西。”

事实上，制造业容易招聘，高级技术人员长期缺乏。在劳动力市场上，求职者的比例是指一个统计期内有效需求人数与有效求职者人数的比例。以制造业大省江苏为例，近年来，该省技术工人的需求比率一直在1.5以上，高级技术人员的需求比率甚至达到2以上。这意味着，平均而言，一名高级技师有两个以上的职位可供选择，这远远高于普通职位的1个左右的比例。“现在，高级技术人员的短缺已经从东部沿海地区逐步蔓延到中西部地区，从季节性到规律性，供求矛盾突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孙说。

受疫情影响，今年劳动力市场需求大幅下降。但是高技能人才仍然短缺。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0年第一季度发布的相关数据，尽管季节性因素和肺炎疫情在COVID-19叠加，但市场就业需求和求职者人数同比下降，但空各种技术等级或专业职称职位空缺与求职者的比例大于2.0。

技术失业浪潮过后，未来就业门槛将提高，知识型和技能型劳动力将成为主流。“2010年之前，只要你是劳动者，你就能找到工作。但这种情况在未来不会发生，传统制造业对劳动密集型工作的需求将越来越小。”屈晓博直截了当地说:“未来，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对知识和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都将增加，劳动密集型岗位的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然而，无论企业如何遭遇技术工人短缺，无论社会各界如何呼吁重视职业技术教育，收入相对较高的技术工人，甚至高级技术人员，仍然难以成为年轻人的优先考虑对象。从基层工人的角度来看，在大致相同的工资范围内，与快速进入行业的快递工人相比，他们花费更高的培训成本和更大的风险来学习高级技术人员，这表明投入产出比较低。

尽管企业愿意在工资和福利方面“多付给”高级技术人员，但他们甚至愿意在劳动力市场上高价挖人。“但企业招聘如此高薪的技术人员是有先决条件的。”张峥指出，一句话，企业追求“灵活就业”,技术人员追求职业稳定。

因为高级技师所学的技术通常是专门针对某个行业和某个工种的，所以技术水平越高，技术特异性越强。如果一个机械师换了职业，他经过多年学习和工作后掌握的所有或大部分技能都将被废弃。因此，在决定是否研究某项技术时，对应工作的处理和稳定性成为他们考虑的关键因素。以智能手机屏幕的抛光工作为例。过去，抛光手机屏幕玻璃需要工人，而达到高级技术人员的水平至少需要三年的学习和培训。然而，随着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自动手机屏幕玻璃雕刻机开始在面板生产行业普及，并迅速取代传统的手工抛光位置。

张峥还估算了高级技术人员的培训成本，并得出结论认为，即使技术学校的学费得到政府的全额补贴，如果农民工想拿回他们在技术学校挣得的钱，他们在技术学校毕业后至少需要在这家银行工作8-10年。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技校学生的数量在增加，但是“毕业后改变职业”的技校毕业生的数量也在增加。"水桶漏水的后果是机械永远不够用."张峥说。

"事实上，机器取代人并不意味着完全失业."屈晓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技术将取代一些传统的低技能工作，并创造一些新的技术工作，如人机合作。”以格力集团2018年的大规模转岗培训为例，对被调换岗位的员工进行再培训和新增岗位，既可以实现大规模裁员，又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另一方面，如果企业要求员工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就应该努力为技术人员提供在职培训，并在银行为他们提供长期稳定的工作。工作稳定，收入不低，不存在员工留不住的问题。”张伟直言不讳地表示:“但事实上，并非所有制造企业都能走上这条路。”

“总体而言，中国制造业的青年劳动力就业确实在萎缩，新经济下的新兴服务业更受年轻人青睐。”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方面，收入差距正在扩大。另一方面，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更注重成本效益、工作尊重和工作环境等因素。如果工厂想留住年轻人，就需要全面考虑改善这些因素。”

外卖工人的未来在哪里

苗森，一个外带的新人，在两个月的职业生涯转换中没有获得传说中的“月收入超过10000元”。他在外卖店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卖工人，但是一个人每天收到的订单越来越少。

苗森从网站上其他高级外卖的对话中了解到，今年的新车手队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在疫情的影响下，几乎没有门槛的外卖行业已经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分娩已经成为许多失业者和失业青年的临时职业选择，他们的门槛最低，收入最快。

“人越来越少，订单越来越少，这根本不够。”苗森很无奈。“5月份，订单量刚刚上升，出现了许多新的兼职外卖。他们来工作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但我们只能依靠这种全职工作，而且许多高级外卖没有收入。回到去年的水平。”

另一方面，疫情期间订单量的急剧下降也影响了送货人员的工资。根据美团2020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报告，由于线下商店的关闭和社区的关闭，美团第一季度的餐饮外卖收入同比下降11.4%，日均外卖订单量同比下降18.2%，总订单量同比下降46%。到5月份的前10天，外卖订单已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90%，但在6月中旬的第二次疫情爆发后，北京许多地区的订单急剧下降。

由于人手短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兼职做送货工人。根据平台数据，美国团体外卖乘客中有近60%的乘客每天的递送时间不到4小时；在饥饿的骑手中，56%有第二份工作。

从表面上看，快递行业的收入水平并不低，但高工资实际上来自高强度的加班。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快递公司的调查报告指出，近一半的快递公司每天工作10到12个小时。如果以小时工资为标准，快递员的月平均收入为4859元，小时工资仅为23.9元，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相近。配送人员的收入已经是配送人员中最高的了。

但事实上，外带工人的工资完全取决于工作量。从5元到8元的单个订单的平均收入似乎相对较高，但这是由于缺乏各种社会保险缴款。“我们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我们只能赚取更多积分，为未来做计划。”一名37岁的女性外卖工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许多全职外卖工人正在做一些网上兼职工作，如微型企业和赞美。

5月6日，外卖兄弟何鹏向相识两年的女友求婚。数字/ic

“外卖工人是基于平台的就业，因为他们逃避社会保障缴款，他们变相增加了收入。”屈晓博指出，“目前，外出务工人员仍不是长期稳定的工作，流动性高，很难进入正规的社会保险体系，外出平台一般只提供商业意外保险。这种收入结构决定了外卖不是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由于抱怨和纠纷，缺乏安全感和职业发展，许多年轻人不把快递视为长期工作。39%工作时间不到一年，31.2%工作一至两年，12.1%工作两至三年，5至6年，11.9%工作七年以上。

此外，年龄、收入水平、婚育、身体健康等也对快递工作者的职业流动性有显著影响。在张峥看来，快递行业的竞争正趋于饱和，平台激励正在下降，薪酬也变得正常。“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快递工人的高薪必须来自更多的工作和更高的工资。”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王艺璇在一项对城市快递兄弟的调查中指出，快递兄弟不仅在城市生活中面临巨大压力，而且过早患上胃病、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痛等“职业病”。

职业流动和返乡是这一群体改善现状的主要渠道。然而，在人力资本的限制下，低学历、缺乏专业技能的快递员工很难在快递行业之外找到工作。在王艺璇研究小组的研究中，近68%的快递兄弟在工作几年后会选择回家创业。

33岁的外卖工人陈斌已经成家，他认为回家是最后一条路，但也是最现实的一条路。“像那些只有初中文化的人一样，这个城市没有一家公司想要我。”言语之间，陈斌的无助和悲伤表露无遗。

"回家将是这个群体中大多数人的选择。"张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快递工人的劳动量很大，他们的职业声望相对较低。此外，工作投诉率高，社会认可度低。这是一个典型城市中的低整合群体。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家是一个很有可能的选择。”

然而，到目前为止，虽然机器已经取代了工厂装配线上的基本岗位，但它们还没有完全取代快递配送线上的基本岗位。从快递物流到外卖差事，智能机器只控制存储分流。在配送线路的“最后一英里”，在面对面服务中，他们仍然需要依靠劳动力。因此，张峥认为，“虽然快递业从事的是服务业中的基础岗位，但在未来十年内，这类岗位仍难以被机器所取代。随着电子商务和在线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快递业的人力需求将继续增长。”

目前，第二产业仍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2019年，美国第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1%，而中国第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9%，相当于美国1947年左右的水平。相比之下，美国的生产性服务业更加发达，金融、信息技术和房地产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成为增长支柱。在中国，住宿和餐饮、住宅服务、文化和娱乐等消费服务占据主导地位，而基于技术的服务所占比例相对较低。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消费服务业劳动密集型程度更高，单位劳动生产率更低。

“中国的服务业提供了大量劳动密集型工作。在包括快递在内的中国新兴服务业中，新的在线经济形势带来了灵活就业和共享经济等新模式，这确实使就业规模增加了数百万。这种流行病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孙指出。

“未来，中国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将继续稳步上升，空.的增长潜力很大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孙说，但残酷的现实将是，“高端知识型岗位与低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岗位之间的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送货员的明天在哪里？对于流行期间新增的200多万外卖乘客来说，利用外卖行业的复苏，这可能是目前最现实的生存方式，以便有尽可能多的现金流，并节省一些钱回家。

“虽然我的月收入没有超过10，000英镑，但我在工厂里至少比以前多了一点。”谈到未来，22岁的苗森(音译)并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他的目标也与当初把他带进公司的人一致:“先做吧，存点钱，然后回老家开个小店。”

(应被申请人要求，文中苗森和陈斌为假名)